滑手机，是为了有点事做
吸烟的人在解释自己为何抽烟时可能会说：我只是为了有点事做。而现在所有人在解释自己为何放不下手机时，也是这样说的。和他们用吸烟来缓解焦虑一样，依赖手机的现代人总是用手机来慰藉我们内心的无聊。当我们的手指滑动或点击屏幕时，似乎所有的孤独，不安全感，以及烦恼都可以消失。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普遍现象：我们知道不应该浪费这么多时间在手机上，但又控制不住自己。滑手机可能是我们早上睁眼做的第一件事，也是我们在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。 研究表明，我们每天大约会刷85次手机。
Nir Eyal对手机上瘾的研究表明，我们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自2001年以来一直稳步增长，平均每天约3小时。大学生每天平均花费9.5小时，超过一个工作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发现，人们滑手机时的表现和抽烟、酗酒很像，具有所有物质成瘾都会有的恶性循环特点：偶尔一刷，看到了有趣的内容，于是我们想再刷下一次。渐渐地，我们发现，滑手机带来的快乐和回报越来越少。但同时，我们的忍耐力似乎也在增加：手机好像没什么特别好玩儿的？半夜了都没有人在发微博和朋友圈了呀，Anyway，那我也要刷。这种现象可能源于我们在利用玩手机来拖延、逃避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Deadline的焦虑驱动我们利用玩手机来饮鸩止渴，但每刷一次，我们就更空虚一点。这个恶性循环导致我们对手机彻底上瘾。当人们无法刷手机时，他们就会恐慌。不过，与抽烟不一样的一点是，手机的发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你上瘾的。
我们就像被训练的鸽子
“成瘾发明”的技术理论源自50多年前。每一个学过心理学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——斯金纳。斯金纳发现，利用一个巧妙的奖励系统（食物），他可以让鸽子执行复杂的行为，例如啄啄特定的符号，按动响铃，甚至相互打乒乓球。斯金纳的这一研究极为重要，因为他首先发现了生物是如何成瘾的。而导致成瘾的重点就在于奖励的不确定性。
当鸽子执行任务时，它们不知道是否会得到奖励，或者是究竟什么时候会得到奖励。所以，当鸽子没有做一次就被奖励一次时，它们就会强制地，不停地去执行任务，期待着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食物。就像赌博的核心一样。人们不知道下次赢钱是什么时候，但人们知道，我早晚会赢。和斯金纳对为鸽子设置的食物奖励一样，赌博设备中内置的可变比率（奖励）使人类像斯金纳的鸽子一样，不停地持续玩老虎机。哪怕赌博设备不再提供任何奖励了，人们仍旧要沉迷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肯停下来。
所以，我们不停刷手机是因为app给我们的反馈/奖励是随机的，我们知道自己肯定能在app上刷到感兴趣的东西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刷到。这种随机性让人们把时间源源不断地贡献给手机和app。
有了这一发现后，斯金纳便试图用这一理论来控制人类行为。他认为人类没有自由意志，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学习来的。那么，通过奖励的控制，我们便可以建立一个没有战争，仇恨，饥饿的社会，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乌托邦。 他甚至发明了一种叫做教学机的设备。他使孩子们通过匹配字母来获得奖励，就像实验室里的鸽子一样。然而斯金纳把人类想得太简单了。
《发条橙》的警示
在斯金纳宣扬人类可以被训练的同一年，库布里克导演的《发条橙》上映了。 这个电影讲述了一个不良少年在监狱中经过“行为修正”成为了一个模范公民。在监狱中，他被强制观看暴力视频，并在同时被注射会引发恶心的药水。出狱后，当他的受害者报复他时，他无法保卫自己，因为他接受的行为修正已经让他对暴力行为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。面对暴力时，他会恶心呕吐。这个电影警示了人们，行为主义中认为人可以像动物一样通过简单的奖励/惩罚而被训练的观点，一旦被滥用（如同性恋被用电击治疗），是很可怕的。《发条橙》编剧安东尼·伯吉斯在纽约客的采访中说道：“邪恶的自由意志也好过被洗脑的善良。”
利用成瘾机制让我们对幸福“上瘾”
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授，B. J. Fogg创立了斯坦福的说服技术实验室，旨在使用技术来改变人们的行为。他可能会重振斯金纳对上瘾的研究。像Skinner一样，Fogg教授认为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操纵机制来得到更健康，更快乐的生活。技术是中性的。人类成瘾的原因并不在于技术。成瘾的现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，人们总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手机有可能培养出我们不健康的习惯，也可以培养出非常健康的习惯。毕竟，手机从来没有主动逼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。
现在已经有很多的app开始让大家对幸福、健康成瘾、甚至是摆脱手机本身。比如一些训练注意力的app，如果你一小时不玩手机，就会奖励你一棵树或是一些花，很多人开始热衷于通过“不玩手机”来在app上建造自己的花园或森林。或者，一些习惯养成app，可以利用游戏的机制，帮助我们克服拖延症和自制力衰弱，像玩游戏一般完成任务，养成好习惯。用户自己制定任务，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的成就点数，可以用点数来换自己想做的事情（比如学习3h获得20成就点，打一盘王者荣耀花掉10点）。